宋小女 一个女人的悲喜半生(3/4)

    就宋小女来说，帮助张玉环申诉，她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张民强说，当年出事的时候，宋小女比其他亲友更清楚一点案情，因此当律师、媒体需要了解案情时，宋小女能做的，便是配合流程所需，从福建赶回江西讲述当年的事情。

    她一个女人只能做这么多，在她力所能及范围里，她做得很好了。张民强说，对弟弟的家庭，宋小女算是尽了最大的责任。

    一边打工，一边为张玉环申冤

    张玉环入狱后，宋小女感觉天快塌了。

    起先，被害男孩父母的骚扰，同村人的冷眼接踵而来。人家看到我们都绕道走，白眼太多了。

    当年的村医张幼铃回忆，案件侦破以后，警方在村子里公开宣读了破案经过，所有村民，包括他，都相信张玉环就是凶手。事发以后，村里人对他家人看法很不好，没人再愿意和他家来往。张家村村民张丁玲说。

    宋小女不敢再带着两个儿子在张家村生活下去。张玉环被抓后的大半年里，她和两个儿子辗转于娘家和几位亲戚家，过着一种流浪生活。

    那段时间，宋小女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一个人默默流泪。张民强的妻子觉得他们母子三人这样生活不是办法，就建议宋小女摆摊卖菜，一是维持生活，二是希望她有个生计忙着，不至于每天都胡思乱想。

    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宋小女每天卖完菜挣的钱居然还不够进菜的钱。带着疑惑，她在宋小女的菜摊旁观察了一天，才发现，宋小女卖菜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发呆，客人买多少菜，要找多少零钱，她都不清楚，找钱时常常把菜钱也找给客人。

    卖菜不是办法，她又把宋小女介绍给一位在深圳开餐馆的老乡，让宋小女去做服务员。1994年下半年，宋小女把大儿子留给父亲照顾，把二儿子留给婆婆照顾，一个人去了深圳。

    去了之后那位老乡也才发现，宋小女不会写字，不能帮客人点菜，当不了服务员。碍于情面，他留下宋小女刷洗餐具，打点后厨。

    在餐馆的工资一个月有三百块，为了多挣些钱寄回老家，宋小女揽下了清洗餐馆五六个厕所的活儿，这是一份其他员工都不愿意干的活儿，老板很高兴地给她每月加了一百块工资。

    打工期间，宋小女的父亲去世了。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宋小女决定要在南昌一边打工，一边为张玉环申冤。找工作时，她告诉老板，自己可以少要一些工资，但有一个要求：老板要允许她每周一请一次假。

    因为周一找政府的人最好找。宋小女说。

    只会写拼音的她，对申冤的概念就是跑到不同政府单位的窗口，和窗口工作人员说，张玉环是冤枉的。

    一开始，她连一份申冤材料都不知道带，直到有接待员告诉她，反映问题要留下材料。不会写字，就买本字典现学，用了将近四天的时间，宋小女才写出了一封自己满意的申冤信。

    她一直相信，张玉环终有一天会被无罪释放，自己要养大两个儿子，等张玉环出来，他什么都没有了，我要给他留住一个家。

    父亲的缺位，也给两个儿子心里留下阴影。因为是杀人凶手的儿子，他们在学校常常被排挤。

    虽然他是被迫蒙冤，但他确实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二儿子张保刚感慨，就算我能理解、我也敬佩他，因为设身处地我可能还不如他。但这个失职必须得承认。

    患病改嫁

    对宋小女而言，生活给她最沉重的一击来自于身体的病痛。

    1999年，宋小女查出了子宫瘤，医生说只有做手术才能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她没有选择马上做手术，怕自己下不了手术台，两个儿子无人照料。她动了改嫁的念头。

    两年前，弟弟曾给她介绍过一个人，对方是弟弟在福建打工认识的工友，老家也在江西，发妻在1994年因白血病去世，之后一直单身，带着一个儿子。当时弟弟告诉她，这位朋友为给发妻治病散尽家财，还欠了很多外债，是个重情义的人。但宋小女拒绝了弟弟的好意，她想等张玉环回家。

    此时，宋小女拨通了弟弟的电话，让弟弟帮着约一次见面。见面后，宋小女向现任丈夫吴国胜坦白了自己再婚的用意，并提出三个条件：一、允许她心里装着张玉环，无论她何时想去探望张玉环，都不能阻拦；二、真心对自己两个儿子好，自己也会对他的儿子好；三、不能阻拦她去看望张玉环的母亲。吴国胜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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