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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年？”

    “一九六四年。那是戴高乐与北京建交不久，中国外交决策者想靠法语突破——你们称为‘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几所大学在巴黎学中文的研究生中请法语教师。阿尔丹那一年正在写《桃花扇》的论文，二十六岁。之后，他永远也没写完论文得到学位。他永远没有成为汉学家。”

    “那他作品中那位中国姑娘是真有其人，倾城倾国，”他轻淡的口吻像自言自语，但又不像，“他和她真的相爱？”

    “我想是真的。”苏珊娜不自然地笑了笑，把眼镜托上鼻梁。至少阿尔丹认为他是真爱！她说，那姑娘究竟是不是爱他，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我看阿尔丹自己也说不清。

    他也发现阿尔丹的作品，每次说的故事不一样，一会儿是秦淮名妓之后，一会儿是革命之家异端女儿。

    我问过他，他说这是扇上的血点，由艺术处理。总之，那姑娘是他的学生。突然有一天不知去向，他认为她被关押起来，必须救她出来。于是他停止上课，在北京、巴黎、南京三地到处奔走，通过驻华使馆，上诉法国外交部。被迫回国后，四处发表文章呼吁帮助，发疯似的指斥法国政府冷漠。这在“文革”前中法关系中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鸟叫，单调而无顾忌。树枝被吧嗒折断，衔在尖扁的嘴里，扑闪双翅，在屋檐的瓦片空隙处搭巢。草坪一侧小路，是一些徘徊的脚步，自在轻松。一丛芦苇繁茂，紧依着一顶硕大的栗树，那里人少，光线亮得颤颤悠悠。

    文化革命一来，阿尔丹成了巴黎造反学生的领袖之一，法国红卫兵的头儿！他想她在中国也肯定在造资产阶级的反，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打倒资产阶级，他们就能团圆。阿尔丹至今被法国知识界称为“毛派”。当两边的“文革”都变成笑料和窘困的题目时，他不再寄情政治鼓动，也不那么拼命寻找。三十年过去了，他至今不知道那女学生的生死，十年前他问过北京驻法使馆，他们很客气，帮他找过，说毕业后几次调动工作去向不明。他自己又到大陆，找到南京大学法语系，那里的教师也说那个女学生，似乎在“文革”中毕业了，分配到很偏远的县城，后来就不知下落。

    “你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的声音僵硬起来。

    “我研究阿尔丹。”苏珊娜还没问完说回答，早就等着这问题似的。

    “那你清楚他书中那个叫Ｌ的姑娘的真实姓名吗？”他调侃地说，“总不至于是李香君？”

    “不是古代那一个，是现代这一个。”苏珊娜倒懂得幽默。“她好像叫柳，”她发音不太准确的中文顿了一下，“柳小柳？对，就是这名字。”

    他没有再说话，一切都是现成的，他早就应该知道。根本就不该问，现在问了，就没法留在“不知”中退避三舍。叫阿尔丹的有很多，可他好像对这个阿尔丹负上什么责任似的——欠了这世界。人人都觉得这世界欠了自己，例如阿尔丹整个三部曲低回如诉，怆恻而艰深，一句话就可概括：你们欠我！越朝香榭丽舍大道西走，咖啡馆、酒吧越多，许多桌椅还伸延到宽阔的街旁。咖啡馆和酒吧无大区别，都可喝饮料、酒，区别在于酒吧酒类稍多一些。远处星形广场车流如注，蓝、白、红三色旗帜迎风飘舞。绿珍珠，绿是指珍珠永远鲜艳夺目，还是时光久远，吸聚了一层淡淡的人世起落？他喜欢这个咖啡馆的名字，未把约会地点调换到幽深僻静真正法国味的小巷里，比如拉丁区的那些咖啡馆。他当即同意了，或许就奔这名字。

    这时他止步了，马路对面，绿珍珠醒目的法文跳入眼底。掉转视线，不仅旧凯旋门伸手可触，新凯旋门居然也落入视野，它们相互镶嵌。如果站在马路中央适当的角度注视，两者几乎是重合的。他的心一下静多了，不再像一路上的忐忑不安，颠簸起伏。

    他这一天第二次伸出手腕，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走得并不快，仍还是早到了。太阳光偏斜，房屋、雕塑、树、云多起来，一团团散开，一层层叠起。

    电话那头，又是苏珊娜：“我想知道你对我的课题看法改变没有？”

    “再给我点时间考虑，最迟下周一，也许明天告诉你。”他回答。

    “你在往下推，怎么跟我们法国人学这坏习惯？”

    他说，你们法国人怎么现在才有自知之明？三言两语后，话题便转到阿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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