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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中记录着爱尔比斯的信件和日记的内容，只见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名字“斯洛夫尔斯基”。那似乎是他恋人的名字，因为在提到这个“斯洛夫尔斯基”时，爱尔比斯的语气总是深情、甜蜜的。

    直到1957年，爱尔比斯被释放，却不被允许回到德国，而是被发配到苏联的一个地方做农务——即现在的白俄罗斯地区。

    施耐德在沙发上坐下，拿起电话机旁的听筒，“您好，我是施耐德。您是哪一位？”

    “您好，施耐德先生。我是白俄罗斯档案局的工作人员。”

    告密者和秘密警察采用一切手段监视目标人物，记录下他的一举一动，收集一切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东西，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他背叛当局政府的证据，然后把他抓入牢狱。而记录下来的那些文字和收集到的信息，就成了这个人的档案。

    档案上方有一张大大的纸，已经旧得泛黄，上面用签字笔写着“爱尔比斯”。施耐德想了半天，也不觉得自己认得这样的一个人。他把捆住档案的绳子剪开，拿起最上方的一本旧笔记本，打开看了起来。

    他的档案中写到，爱尔比斯是二战时期被苏联俘虏的德国士兵，战争结束后，他也还一直被关在苏联的军事监狱里，为他们做劳务。

    施耐德看到这里，忽然心中一颤，某种在他的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记忆被唤醒。他当即丢下手中的东西，蹒跚而吃力地走到电话机前，找到几天前白俄罗斯档案局的电话拨了过去。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前些时候整理了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监视档案。其中有一份档案，我想我们应该把它寄去给您。”

    秘密警察档案是前苏联时期的典型产物，它的主要策划者是国家安全局，它通常针对一个目标人物——这个目标人物可能有亲近西方、诋毁苏联或社会主义、做西方间谍的怀疑——在目标人物的周围编织一张大大的告密网，招募无数告密者和秘密警察，这些人可能是目标人的的亲朋好友，甚至是关系最亲密的配偶。

    几天后，一个厚重的包裹寄到了施耐德家。他费力地用手推车把它搬到家里，堆在沙发边，随后找来剪刀，把它的外包装剪开。

    “这份你们说的“档案”，与我有什么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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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档案中，不止有爱尔比斯的行踪记录，甚至还有他的个人物品、书籍的收集，在这样一个连一个人衣服上的拉链，和在咖啡店所点的菜名都要被作为间谍罪证据来收集的国家，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为道、宛如沧海一粟的。

    “我们坚信他是一个西德的间谍。”在档案中，一个秘密警察如此评价道，“因此我们对他展开了严密的秘密监视，以找到他做间谍的证据。”

    在那个地方，爱尔比斯经常试图联系西德，写信、写文章想要发表在西方国家的报刊上，结果无一不被当局政府发现上缴。政府想要把爱尔比斯抓起来，却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在电话里与对方说明了情况，找来了那天给他打电话的职员。

    而这个“爱尔比斯”，很明显就是被这样监视的一个人。

    施耐德心觉奇怪，不明白自己与这个遥远的国家有什么关系。

    然而这个“斯洛夫尔斯基”似乎并不在他的身边，而是身处西方国家。可怜的爱尔比斯不断地在日记里深情地对着“斯洛夫尔斯基”倾诉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对对方的思念，战后的痛苦和现在生活的艰辛——因为他的信件往往都被秘密警察精准拦截，根本寄不出去；他的电话也被监听，因此他没法联系上西方国家的人，只能孤单地在日记中发泄。

    那边的人沉默了一下，“这里面的关系确实比较微妙... ...出于里面的内容，我们决议把它寄给您。”

    他以为所谓的“档案”只是薄薄的几张纸，顶多是一本书的大小。但他完全想不到，面前这个足有他半身高的一沓沓本子和订起来的纸张，才是他们所说的“档案”。

    “您先看看吧。”

    “档案主人是谁？”

    “他可能会去纽约找我。”爱尔比斯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可是他怎么知道，我却是生活在当初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