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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得举起手：“局长有事，我代她来了。”

    “你们现在的技术，好像还做不到完全解读人的意识吧。”我说，“就算观察到一个人有‘暴力’的意识，但‘暴力’和‘杀人’之间不能划等号；而就算能分析出一个人确实有了‘杀人’的念头，也和真正杀人的行为差得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想象，如果把所有暴力想象都当成异常来检测，也未免太消耗运算资源了——比如说你刚才，是不是就产生了揍ζ-恬主任一顿的念头呢？”

    “你是谁？”我还没来得及回答，ε-Rei却自己说下去了，“噢，无所谓。这位漏洞管理局的代表，你来说说看，如果你们能掌握大量的神经数据，是不是更容易‘捉虫’？”

    什么情况？我不过走神几分钟，就已经跟不上她们的节奏了。

    “小鬼，你懂什么——我们自然会拿出判断异常的标准的。”

    “什么？”ε-Rei好像非常意外。

    只听她不紧不慢地说：“公民的意愿，是可以引导的。这不就是你们舆论指导中心的职责所在吗？这么多年了，我们神经工程学的进展那么大，却迟迟不能获取大量数据。要是公民们及时得到科普，知道把神经数据交给系统会有多好，她们怎么会现在还持怀疑态度？”

    我明白了。ε-Rei又在推行她的那套主张：如今，“读取”一部分人类大脑活动、同时能向大脑里“写入”一些神经信息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比如针对“爱情”的“阻断剂”就是一种通过生物化学方式“写入”神经信息的方法。可是，全球依然有67%的人支持2114年的公约《404城宣言》，反对系统不经同意就自动获取神经数据。

    “嗯，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我说，“我只是想从我自己工作的经验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

    我想想，说道：“我觉得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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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便利多得是，只是目光短浅的人看不到而已。”ε-Rei反唇相讥，“从大的方面来说，这能推动脑联网的基础理论研究；就算从小处来说，至少也对预防犯罪大有好处。”

    ε-Rei是神经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此人我虽未直接打过交道，却也有所耳闻。听神经工程院的人说，她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特别固执己见，而且这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与日俱增。

    我来之前，局长千叮万嘱，说只用听听就好，没什么好发言的。结果没想到居然被人点名发言，看来是低调不了了。

    听到ε-Rei言下之意是指责舆论指导中心办事不利，ζ-恬立即反驳：“人们之所以会愿意放弃隐私，是为了获取便利。人人都用智能隐形眼镜，是因为它方便了我们接收信息。人人都同意系统监控生理数据，是因为可以得到更个性化、更及时的医疗。可是把神经数据交给系统能给公民带来什么便利呢？”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虽然早已习惯放弃自己所见所闻、社交言谈、以及生理健康方面的隐私，却依然抵触监控的触手伸入自己的脑袋。所以现在，系统只能自动监控自杀念头等危险系数极高的精神活动。

    她锐利的目光在四处寻找着什么。“咦，漏洞管理局的Σ-陆呢？”

    人们都笑了起来。ε-Rei的一张老脸顿时涨得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