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3章(2/2)

    泰康一朝的文武之争以《泰康偃武诏》的颁布暂且休止，表面上，江南党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关中勋贵并没有失去希望，双方的对立在泰康末年表现为太宗皇帝的继承问题：太宗内宠颇多，但子嗣多幼年夭亡，所活唯有第七子衡，且亦自幼多病，而他的侄儿景王“少慧极，好笑语，有文武才，其仪容殊盛，亦为一时之冠”，在文武/南北矛盾不可调和且储君之位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帝国内部自然而然分成了两派，关中党以景王为首，希望景王登基后打压江南党恢复太/祖时期的重武国策，江南党则以太宗皇帝的继后陆氏为首，希望由幼主继位，太后垂帘听政。

    在“王党”和“后党”的争斗中，王党本处于劣势，转机在于泰康二十八年鞑靼宝图汗撕毁盟约自云中南下，入长城、过河西，虽因兵马疲弊只劫掠而去，但仍令京师群情激愤，以为奇耻大辱，在朝廷还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时，景王于九月二十一呈上后来名留青史的《谏出雁门疏》，自请率兵出关，次年大破鞑靼，斩宝图汗，一时名望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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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危机是帝国内部剧烈的党争。后秦的统治基石是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的“武兴十八公”，别称“关中勋贵”，但帝国的经济重心却是长江以南的江浙地区，“以二省控天下近半赋税”，而南朝自恃正统，更不屑于与北朝的“归正人”为伍。尽管南宋政权的投降称得上是“知天命、识时务”，但这无助于减轻太/祖对他们的恶感，在武兴六年的“南北榜”案中，太/祖诛杀了数十位涉嫌科举舞弊的官员，江南地区名望最鼎盛的六个世家（史称“江南六族”）整整一代的青年才俊被终生禁止入仕，“江南诗书簪缨之家，不及北地籍籍无名之徒”，对于蒙古问题，江南世家也倾向于仿宋辽之例“约为兄弟”，而非“以江南之财赋，控西北之戎马”，这令以军功立家的关中勋贵抗拒不已，太宗曾经试图通过通婚联姻等方式缓和南北矛盾，但尽管民间的隔阂开始消融，统治阶层的对立却日益尖锐。

    与蒙古的对抗成为后秦建国初期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后秦太/祖对蒙古人恨之入骨，曾三次御驾亲征试图“荡平鞑虏”，武兴十二年，太/祖病逝于军中，其长子秦煜继位，改元泰康，是为后秦太宗。和父亲相比，后秦太宗更注重文治，他让利士绅，与民休息，广开言路，在他的同母弟弟睿王秦辰战死沙场后更颁布了《泰康偃武诏》，与蒙古约和并“尽解天下武备”，史称“泰康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