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41节(2/3)

    &esp;&esp;不久之后,太保王舜就报告了一则祥瑞:

    &esp;&esp;相传周文王还只是商朝诸侯之时,临近的虞国、芮国之君争田,谁也不服谁,听说文王有德,就一同去找周文王评理。进入周的国境,发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大家都相互谦让,就面面相觑道:“咱俩都是小人啊,没有资格踏进君子之庭。”于是不再找文王评理,也不再争田地了。

    &esp;&esp;王莽特意在正月举行祫祭,并征召如此多的贵族、宗室来助祭,且祭祀结束后有的增加封邑,有的赐爵,其意图并不是赏赐。而是自元始元年以来,王莽持续不断模仿周公,并依照儒家理想“制礼作乐”的举动,终于接近大功告成。

    &esp;&esp;这个神圣的故事竟然在王莽的时代复现了!蜀郡的老百姓路建等人本来在打官司,看到宰衡的功绩之后,就感到惭愧而终止了诉讼。是真的吗?考虑到西汉臣民的道德观念,这类“事例”未必是假的,但这个“事例”能够被高居庙堂之上的太保王舜所知悉,那么作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它的关键在于对圣人圣治的模仿,从而呼应臣民对儒家理想的赞美与想象。

    &esp;&esp;王莽最终辞让了给自己增加的封邑、儿子的封爵和女儿补充的聘金,只把宰衡这个官职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把所兼的大司马、太傅以及宰衡刻成一个官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以更牢固地掌握权力。

    &esp;&esp;在这高潮中,也有一股暗流。前来助祭的宗室成员里有一位叫刘崇,他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的后代,曾是安众侯,后来失爵,在这次助祭中重新封爵。但他似乎不领王莽这个情,对同属长沙定王后代的舂陵侯刘敞嘀咕道:“安汉公擅权,刘氏的社稷看来将要倾覆了。”刘敞没有接话,但心里未必不同意 14 。

    &esp;&esp;这是王莽建立明堂后举行的第一场祫祭。

    &esp;&esp;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 11

    &esp;&esp;9赐九锡是什么事儿?

    &esp;&esp;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天气尚寒。

    &esp;&esp;长安南郊新落成的明堂里,却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汉朝的王侯贵族,包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以及九百多宗室子孙。这些人全都身着祭服,有的恭恭敬敬地站着,不发一言;有的交头接耳,谈论着不久前那场把长安城东门的楼瓦几乎全部掀干净的大风 12 ;有的则担任祭祀的执事,紧张而热情地等待着祭祀的开始。

    &esp;&esp;终于,在众人的目光里,宰衡、太傅、大司马、安汉公王莽盛装祭服,陪同皇帝驾临。

    &esp;&esp;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 16

    &esp;&esp;前面曾说过 13 ,祫祭是帝国用来确认皇朝统治源流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新落成的明堂里举行,意味着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酝酿的将宗庙祭祀纳入儒家礼仪的设想,到此终于实现。即使后来王莽身死国灭,这套祭祀的礼仪仍然被后汉袭用。

    &esp;&esp;而祫祭,就是王莽制礼作乐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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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esp;总之,如果说“安汉公”的尊号模仿的是儒家理想里的周公,那么“宰衡”的官位可以看作模仿汉家传统的“相国”,也就是汉初萧何的地位,是“总理大臣”。

    &esp;&esp;他已经为汉朝建立了常满仓制度;为儒家“六经”里失传的“乐经”立了博士;征召了数千名通经之人到长安;特别是明堂、辟雍、灵台,失传千年,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何功用,连儒家内部尚未达成一致,但也都在刘歆的帮助下按照古文经学的记载建造了。王莽制礼作乐,长安人才济济,朝廷制度毕备,汉家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与几年前成、哀之时惶恐不安的气氛大不相同。

    &esp;&esp;当然,绝大多数汉朝臣民认为王莽近乎完成了周公的政绩,“制作毕成,群公以闻 ” 15 。这种政绩是区区宰衡所不能包的,群臣于是上奏提出,要在宰衡之上再增加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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