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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开始说起来关于土地改革的事儿了。根据高和喜的描述，高家村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穷”。这个“穷”不是指人的贫困，而是环境的恶劣。由于这边儿地处山区，村里的地比较分散，平时无论是拉水浇地还是播种耕田，都要在路上花费大量的人力畜力，群众实在负担不起。之前地主掌事儿时，地主自然会统筹安排长工们去种那些远近不一的地，这样也是最节省的办法。可是现在没有地主了，良莠不齐的土地被分给各家各户，那些分到了不好的地的农户就种得不好，甚至都没法做到收支平衡。最初分地时村公所给他们贷了款，可到了现在都没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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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穆十分能够理解这种“单干”的低效性。因为丘阳的地比较容易种，这种分地之后效率反而降低的现象在丘阳倒不明显。然而在那些土地贫瘠、养活一个人需要更多土地的地方，则是必须要搞规模化农业的。在地主掌握着长工的劳动力时，她们就能把这些劳动力统筹地进行安排，使得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和投入能得到提高，也就表现为种地的“效率”高。可是当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被打破时，每家每户都各自种各自的地，如此很难进行劳动力的统筹安排，而且还会出现一部分人家的农具闲置而同时对于其他人家又出现相同农具短缺的情况。

    这是由于从前的规模化被破坏而产生的问题，也只能通过重新规模化而解决。并且这个解决方式，说起来还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互助生产”。从前是一个地主通过占有所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把缺乏生产资料的长工们组织起来，而没有地主之后，普通农民们也可以通过互助的方式组织起来，统筹安排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劳动。

    然而对于工作队而言，重要的倒不是组织生产，而是土地改革的情况。按照大概是之前学生干部们在学校里了解到的统计数据，剥夺地、富分子的剩余财产而补偿给贫雇农之后，应当可以使得贫雇农都可以“翻身”，也就是达到中农的生活水平。而中农——也就是所谓的“自耕农”——从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自己用自家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养活自己的。所以，从这个逻辑，高家村的群众里还有一部分没有

    高和喜这么说，却让工作队员们听着不乐意了。一个叫杨成林年轻姑娘说道：“合着你这么讲，地主雇长工比各家都有地更好，就是不该分地了？”

    作为工作队的队长，解放区大学的学生干部刘绪峰纠正她道：“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你们土改工作的进度。别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权力去管，尤其是修建水库之类的——我们也没那么多钱啊，是不是？”

    高和喜听到她这么说，露出了些许沮丧的神情，不过又很快打起精神，说道：“那也好，我们搞土改当然需要检查。”

    “当然不是！”高和喜连忙说道，“要是不分地，我们过的生活连地主家的牲口也不如。可是现在这么看，在分地之后，种地的效率反而变低了。不过即使效率低了，普通人的日子还是过得比以前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