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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他布彻尔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回家了。他听完琢磨了一下，说：“全世界会怕你儿子的恐怕只有你一个人。”

    “是吗？”亨特说，“那你儿子呢？”

    “无论我跟你发生过什么，”我说，“我都跟你不是一路人。别像个迫不及待要找玩伴的小孩子一样，蠢货。”

    我没说话。布彻尔，他呢？我进过他的房间，看见他还把我的年轻时候的照片压在玻璃桌板下面，旁边是报纸上剪下来的佩特拉的笑脸。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把我的照片和死人的照片摆在一起，让我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他无视了我的沉默，自顾自地环视我的房子，突然说：“你不信教。”

    有的人会杀死自己的爱人，有的人会杀死自己的仇人，我不知道布彻尔怎么定义佩特拉。我宁愿相信他只是一时冲动，就像他这时候把我作为性幻想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会过去的。

    “你当然可以不承认，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说，“你跟我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你骗到了一个肯为你生小孩儿的倒霉女人。”

    “拜托，别摆出老学究的样子来，”他说，“你知道芝加哥有多少人？那些走在街上的男人，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异常。但就是刚刚也许和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他更喜欢他女朋友的父亲。”

    “那不关我的事。”

    我非常恼火地打断他，然后就像他来时那样，用枪顶着他的腰，把他赶出我的家门。左轮的枪口正对着他，这个红头发的疯子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耸耸肩：“为什么这么严肃啊？”

    “他只是年纪还小。”我说。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很多。”

    “我只在摔倒的时候喊上帝。”我说。

    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可以有一把枪，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如何拉开保险栓。不是谁都敢开枪，射杀动物和射杀人也完全是两回事。

    “没有吗？你又不是没摸过我的枪。”他促狭地说，语气本身就很下流。我狠狠拍了一下桌子，他笑起来，作举手投降状。

    “没有什么‘我们’。”我指正。

    我冷笑一声，没有搭腔。

    他听了大概觉得很有意思。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你在抗拒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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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特看着我，平静地喝了一口咖啡，把杯子轻轻搁在桌上，然后哈哈大笑。他好像一张刻满了笑声的唱盘，单调的讽刺的笑声源源不断地传出来。

    你怎么知道你隔壁住了一户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