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看宋阅的道德困境by陌上庭前(4/5)

    在希腊悲剧里呈现的价值与情感冲突所造成的道德困境在《论语》和《孟子》对亲亲相隐的讨论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亲亲相隐出自《论语·子路》，原文如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笼统地说，如果说《安提戈涅》呈现的是神法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冲突，那么亲亲相隐所展示的可以说是对国法与亲情或者说天理与人情之间冲突。

    朱熹注曰：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四书章句集注》第147页）。朱熹认为父子相隐是天理人情之至，天理和人情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因此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直，而直正体现在父子相隐之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父子相隐本身就是直，而是说父子相隐能够体现直。邢昺注云：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507页）。父为子隐是慈的表现，而子为父隐则是孝的表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孝、慈兼具，所以有忠，而有忠则有直，因此说父子相隐能够体现直。

    《孟子·尽心上》延续了亲亲相隐的讨论。桃应与孟子在对话中假设了一种极端情况作为思想实验：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舜为国君，皋陶为公正之士，瞽瞍是舜的父亲。朱熹云：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礼顺耶？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朱熹认为，父亲有罪，身为人子，第一反应永远都是维护父亲，而无暇计较直不直的问题。吴可堂有言：当是时，父子之情胜，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论语集释》第1065页）这正如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一般，是本能的、未经理性思考且纯粹发端于人情的反应。舜的父亲杀了人，犯下的是远比攘羊严重的罪过，而且瞽瞍从未善待过舜。即便如此，舜也选择了为父隐恶，但他也不可以负天下，于是他选择放弃天下，背着父亲远走海滨，离开故国，求得安身之地。

    这个思想实验其实是很有趣地呈现了儒家面对可以称得上道德困境的状况时是如何考虑问题的，与《安提戈涅》形成了对照。

    纳斯鲍姆指出：《安提戈涅》是一部关于实践理性的悲剧，它表现了实践理性如何安排或看待这个世界（2018:   74）。   人们在复杂情形中如何质疑过去所接受的貌似确定无疑的真理（同上），逐渐变得茫然与犹疑，我不知道我应该在何处寻求，我不知道我应该依靠哪种方式，并最终转向这一建议：小心谨慎的智慧只能慢慢地学（纳斯鲍姆   2018:   75）。

    相比之下，孔孟对天理人情相冲突的道德困境直接提出了具体的实践建议：即亲亲相隐，抑或是窃负而逃。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解释，不是一种理论性的解释，而是一种实践性的解释，也就是说，帝制时代的儒生解经，并不只是为了学习一种客观知识，而是为了寻求生命意义，寻找生活普遍规则的源头，追问生命存在和社会、政治规范的正当性（陈壁生   2010:   39）。但这样一种建议的解决方式充满了无奈的自我安慰：身处存在激烈的价值冲突困境的人不得不选择隐瞒甚至逃遁，回避是必然要求。

    无论是宋阅、《安提戈涅》还是亲亲相隐，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我们借助文学与思想实验的达成的体会和领悟，但显然道德困境并不是与我们的日常毫无关系总有人就日日生活于这样的挣扎当中。

    这当然与我们的时代相关。如韦伯所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日渐理性化和理智化的世界。这个时代的命运，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韦伯   2018:   38）。然而，科学并不提供意义，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韦伯   2018:   22）。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寻求意义与价值成为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事情，现代是诸神之争的时代这里的神指的便是诸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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