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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记得杨老师总是温温柔柔地笑。

    母亲常常把自己送到楼上道过谢便要急匆匆离开。那天他眼泪还没干，杨峰明拿着自己的帕子轻柔地擦干他的眼角，语气亲昵地哄他。

    五岁的孩子擅长从成人的复杂里过滤出善意，或者说，自以为的善意。然后毫无保留地依赖。

    还是那间房间，杨老师会把印着蓝色蝴蝶的窗帘拉上，像往常一样，温柔地教导他：“圆圆，鞋子很脏，裤子也很脏，我们要都脱掉才能躺到床上，叔叔帮你脱掉好不好？”

    于尽点点头。大人的手掌触到自己的臀部时，小孩子本能地害怕，但他说不出慌乱的由来，他也不愿意拒绝这么好的杨叔叔。因为每次自己脱了裤子乖乖躺到床上，他都会给自己一根糖。细的，圆柱状，上面是螺旋彩色条纹，尝起来甜丝丝的。

    他知道自己的陀螺就掉在这张床下面，昨天杨叔叔摸了自己尿尿的地方，他一下很害怕，没抓稳陀螺，看着它从床缝边滚下去，一下子就不见了，从床边望下去，里面黑漆漆一片。

    杨叔叔说，不能告诉别人。

    五岁的于尽拆开糖的透明包装纸，吮着它的甜味，眼前是随着风轻轻飘动的窗帘，上面印着蓝色蝴蝶。

    时间流逝得理所当然。后来他很少再吃到那样的糖，杨叔叔也不会再要他脱掉裤子才能躺到床上。

    杨叔叔对他还是一样好，一样温柔。

    以至于逐渐长大的他恍惚地回忆起那些片段，会怀疑自己记忆的真假。他不愿记起那些，也不愿面对。

    因为杨峰明太像一位父亲了。

    给他恩惠，陪他成长。

    但背后摊开来是赤裸裸的丑恶。愈是长大，面对那些扎根心底的记忆，他愈是愧疚。不知道是对自己，还是对杨峰明。

    他想，自己是肮脏的证物，是污秽的凶器，是帮凶，是共犯。

    他祈祷那些都是自己的臆想，是记忆的错乱。他决心带着这些东西一直到埋葬在地底下。

    一直到今年暑假，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回学校。孙韵芳要他送半个西瓜上楼，杨老师在家给一个学生补课。

    门没关，像一个注定要泄出滔天洪水的阀门。那个孩子看起来不过七八岁，坐在书桌前杨峰明旁边，鞋子脱了，幼小的穿着纯净白袜的脚被握在他手里。

    于尽独自挣扎在那么多日夜后，第一次感到愤怒。

    他扔下西瓜跑过去抱起还有些茫然的小男孩，地板上被砸碎的西瓜汁水横流乱溅。没有人说话，他们就在这样一地狼藉中对峙。

    掀开幕布，和谐体面的舞台剧背后就该是这样的难堪。

    孩子迷茫无措的不安，年轻人难以启齿的愤怒，后知后觉、感同身受的羞辱，男人无地自容的愧疚，彼此心照不宣、被摆到面前的不堪。

    开学后一个星期，于尽收到了杨峰明的死讯。死于煤气中毒，被发现时衣冠整齐地躺在家里唯一一张床上，走得也算体面。这位一生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意外死亡，留下人们一地唏嘘。

    于尽跟孙韵芳说自己在学校太忙，不能回去参加他的葬礼。

    自此，一切都该由这如同赎罪般的死亡带走。

    那天孙韵芳和他打电话，“这两天，我去收拾了一下杨老师的房子。还找到了你小时候弄丢的那个彩色小陀螺，就卡在他的床缝里。”她笑了一下，“那时候，你还哭了好几天。给你重新买一个都不要。”

    于尽低声回答，“是吗，我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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